不是医生，是救护车
不是包青天，遵守法律法规
是前提是北京楼市发展中的产物
在政府有关部门和发展商的大力支持下，在北京青年报社的精心准备和努力下，“《北京青年报》购房者援助中心”正式成立了。然而，在购房者和开发商的眼里，购房者援助中心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购房者援助中心在北京楼市应该摆在什么样的位置？……那么，“《北京青年报》购房者援助中心”将如何发展呢？
11月21日下午，本报邀请部分购房人和发展商到报社，倾听了他们对援助中心的看法和建议，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。
购房者援助中心：不是医生，是救护车
本报成立援助中心的目的是为购房者和发展商搭建沟通的桥梁，而非是越俎代庖成为解决问题的机构。本报非常明确的一点是，援助中心不是“救世主”。
作为一个媒体，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，既要关注民生，又要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尽心尽力，基于此，本报的购房者援助中心是公益性的，没有丝毫赢利的想法和行为。
为此，本报副社长左其友明确了“中心”的性质和定位：“在协调都会华庭入住事件的过程中，我们深感在发展商和购房者之间存在着无形的壁垒，这种壁垒是由于缺乏沟通造成的。业主认为发展商就是想挣钱，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蒙了人；而发展商则认为很多合同条款不是发展商拍着脑门、亏了心做的，是法律规定的。在这个方面，北京青年报社，不是执法单位，无权执法；也不是立法单位，无权立法，但是报纸是社会的良知，这种良知是建立在公平、公正的基础上。基于这种考虑，我们如果能在购房者与发展商之间架起平等的对话桥梁，并作为一个见证者，促使买卖双方以及相关部门管理人员、优秀律师坐下来，把问题按相关规定解决。”
威格斯国际物业顾问(北京)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忠认为，“这个援助中心是一定要有的——其实，北京楼市应当有一个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这个角色，现在这个角色缺位，北青报成立了这个购房者援助中心，出发点和动机都是好的。新闻机构本身有个公正合理的问题，有了公正性前提，作为开发商也好，作为买房子的人也好，敢不敢真诚地面对这个中心，做个交流很重要。”
购房人代表一洲先生说：“都说客户是上帝，我不敢当上帝，但在开发商眼中，我们究竟是什么？我在看房过程中发现，很多开发商的心里其实都把客户当成敌人一样，想的是怎么应对我们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我们确实需要‘《北京青年报》购房者援助中心’来做我们之间平等沟通的桥梁。”购房人代表郑敏谈道：“媒体应该起一个监督的作用，既要考虑到大众的利益，也要考虑社会的利益，角色很多。‘《北京青年报》购房者援助中心’给购房人和开发商架起了一个沟通的渠道，它的成立对北京楼市是一大促进。”
北京安地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张宝认为，“如果开发商和购房人在购房者援助中心的组织下，在诚信、公平和认真的基础上协商问题，很多纠纷就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相反的话，没事有事，小事变成大事。”
当代集团总裁张雷形象地称“《北京青年报》购房者援助中心”更像北京楼市的“救护车”，“像救护车一样，责任不是治病，而是把病人送到医院，让他及时地治好病”，“很大程度上是把病人送进医院的车上或其他交通工具，是个载体，并不是医生”。
购房者援助中心：不是包青天，遵守法律法规是前提
在目前的北京房地产市场，购房者被称之为弱势群体，因此，作为媒体有责任为消费者主持正义，但一定要站在法律的角度上，发挥“中心”的作用。社会呼唤“包青天”，但更呼唤健全的法制环境。
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总裁刘晓光也对“《北京青年报》购房者援助中心”的定位和性质提出了一个好建议：“在沟通的过程中，一定要弄清楚，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。然后，还要坚持舆论导向。开发商不仅要有法律观念，老百姓也要有法律观念，为什么西方的商业法则运转得非常顺畅，是因为企业和老百姓都具备法律观念。今天，北京青年报社成立了购房者援助中心，目的应该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让按法律、规定办事成为全社会的共识。”
在此基础上，刘晓光对“《北京青年报》购房者援助中心”的职责提出了三点建议：“第一条职责是要正确引导购房者，用正确的舆论来引导开发商和消费者；第二条职责是推进北京楼市的市场化进程；第三条职责是促进我们房地产市场标准、法制、信誉制度不断的建立。”刘晓光针对北京楼市的现状，强调：“什么东西最规范？我们的高速路和警察最规范，上了路就得走，违反交通规则就罚你。如果衡量发展商和客户之间的矛盾，没有一个标准和法制的东西就永远扯不平。所以说援助中心应该有一项义务，促进北京房地产市场向规范化、标准化、法律化发展的进程。”
购房人代表刘奎红女士说出了许多购房人的心里话：“买房人谁也不想闹事，我们也只想按照法律法规维护自己的权益。但现在的情况是，购房人找开发商不闹事就没有人理你。现在，有了北京青年报的购房者援助中心，对我们来说，就意味着有了正常维权的渠道。”
其间，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对购房者援助中心的定位提出了质疑，购房者援助中心会不会因为沟通的缘故，客观上让一些不法开发商有了一个避风港，推迟了“出局”的时间。任志强认为，消费者也有错误的时候，中心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也要教育消费者，不能助长消费者破坏法律的情绪。因为，只有用法律去维护这个市场的时候，这个市场才能发展。
对此，华润置地(北京)总经理郭钧认为，“《北京青年报》购房者援助中心”的成立，会加速市场制度的完善，因此，反而会加速那些不法开发商的淘汰。
郭钧认为，援助中心的作用应更宽泛，除了维权、沟通的援助，还应该提供建筑知识法律方面的援助。
本报购房者援助中心负责人表示，将邀请包括法律工作者、专业技术人员、政府相关部门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士加盟，加强购房者援助中心的力量。
购房者援助中心：是北京楼市发展中的产物
在社会化发展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，由于法制的不健全，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，尤其是在政府不断健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
郭钧认为，援助中心应该有社会责任，不是简单的新闻机构，发个消息什么的。他觉得媒体在现阶段的房地产市场有这个责任和义务。而且就这个问题，他认为，从总体方面来看，我们国家目前现阶段的市场与其他国家市场不同，房地产市场也因而不同。
张宝全认为，就入住纠纷而言，第一，由于是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，因此肯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，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；第二，实际上在以前已经存在这个问题，甚至比现在还多；第三，现在入住纠纷的发生和发展，正好可以推动我们市场的成熟发展，暴露出问题以后，对市场发展而言是件好事。北京青年报社成立购房者援助中心，它也是我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手段，可以推动市场的成熟发展，对当事的发展商有益，对当事的消费者有益，对政府、开发商和购房人都有益。等大家都守法、都按规矩办事了，北京青年报社的购房者援助中心也就没有必要了。
这与本报成立购房者援助中心的初衷是一致的，我们就是希望北京楼市的市场秩序更好，正像购房者援助中心负责人所讲的：援助中心牌子摘掉之日正是北京楼市秩序走向完善之时。
文/本报记者余美英-摄影/陈澍一
现在的进入是为了将来的退出
一般说来,媒体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的目击者、记录者，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其所记录事件的参与者。它观察、分析，然后把结果告诉公众，但是，它不应该参与到事件的发展中，使事件因它的介入而发生变化。这是媒体职业的一般准则，也只有在这样的准则下，记者才能保持客观、冷静和中立的立场，才能尽职却又本分地完成自己的社会职责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本报成立“购房者援助中心”，就显得有一点“越界”，说好了叫自作多情，说的不好叫越俎代庖。因为按照一般的常理，媒体发表关于房地产的新闻做到不虚不假、刊发广告做到“三证齐全”内容真实，媒体就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，而且合理合法。至于有人买了房子，又发现并不满意，以至于和发展商之间发生了矛盾、产生了纠纷，媒体本没有什么责任。
但是，我们是在中国，于是就有了国情，就和“一般”而言的普遍规律有点不同。比如媒体的报道本来不应该介入事件的发展，也不应该以自己的影响力形成舆论，影响法律对某一事件的判决。但在中国，《焦点访谈》之所以神气，恰恰在于它对所报道事件的极其巨大的影响、推动能力。数年陈案，久拖不决，然后《焦点》一“谈”，陈冤立雪——这是媒体，还是党政军、公检法的“一条龙”的现场办公会？而这就是中国，离开这样的背景读解《焦点访谈》，就不能体会中国百姓对《焦点访谈》的巨大热情和殷切的期盼——在没有了包青天的时候，百姓就只好指望“焦青天”。而如果在这时候媒体还不偏不倚地在百姓和各种“丑恶现象”之间保持“中立”、“客观”，老百姓就连死的心都有了。
按照目前公认的说法，我们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。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，那么消费者和房地产商之间的交易行为就变得非常简单——一个被双方事先认同的愿买愿卖的契约行为，这就叫“市场经济”。而一旦双方发生不快、产生纠纷，就交到法庭裁决，裁决一下，该打者认打、该罚者认罚，这就叫法制社会。
但是，我们再次遇到了国情——在一个并不成熟的市场中，一个由买卖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契约，可能并没有准确、完整地体现出双方的真实意愿。而就一般情况而言，表达更不充分的，往往是买方，亦即消费者的意愿。也就是说，消费者在落笔签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，并没有为日后保护自己的权益扎起严密的法律篱笆，于是日后(多是“入住”的时候)纠纷一起，开发商就有了足够的空子可钻，敢于连眼都不眨地和消费者在法庭上“奉陪到底”。于是“市场经济”和“法制社会”一同板起面孔，把笃信它的消费者装进“自作自受”的套里。
在自己的利益确实受损，而法律又不能予以保护的时候，消费者只好无奈地选择法律之外的自救途径。好在一向很少受到法律荫庇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老到的经验，群情哓哓、文攻武吓，上访、投诉，讲道理、坐地泡，一样都不会少。
这样的“民间偏方”虽然有时有效，但也很可能无效，不在法律范畴内发生的纠纷，法律也无法给出裁决和帮助。而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，双方对峙的最可能结果是两败俱伤，即使最后有了什么结果，双方付出的成本也足以让得胜的一方都长叹不已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媒体再次以不那么符合“国际惯例”，却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，介入到事情中扮演一个角色。媒体不是法庭，不必事事以法律为准绳，因此当消费者的权益在法律的框架内无法得到保障，而消费者与开发商之间也难以在法庭之外取得妥协的时候，媒体的出面斡旋就可能在情理的基础上，在消费者和开发商的利益平衡点上，给双方找到台阶。
也不必把媒体想成活雷锋。在一个市场上，不但应该有买卖双方的“双赢”，作为从事中介服务——广告是一种典型的中介——媒体，也希望在一个成熟规范的市场上追求自己的“赢”。因此，媒体现在的介入，正是为了将来的退出——“援助”不仅仅是为消费者讨一个公道，更长远的目标，是在一个个的援助过程中，让消费者、开发商和媒体自己一同成熟起来，让房地产市场和我们的社会一同成长为一个“市场经济”和“法制社会”能够真正管用的地方。 文/张天蔚
sin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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